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真正的哲学和死亡一样，离生活并不遥远。
死亡恐惧
有关死亡的话题在《西西弗神话》和《伊万伊里奇之死》中都有了充分的讨论，但我还是打算讲一讲，因为死亡是焦虑的原始来源，对心理病理意义重大。
学习如何活着便是学习如何死去，因为没有死亡便没有生命。我们从本能上抗拒死亡，把它封闭在内心深处，而将心思都放在琐碎的日常事务中。海德格尔认为，世上有两种基本的存在模式：忘失的存在状态(a state of forgetfullness of being) 和 念兹在兹的存在状态(a state of mindfulness of being)。 通俗来讲就是对生命的遗忘状态和觉知状态。遗忘生命来源于遗忘死亡，好像生命的状态会永恒不变。个人而言，是经常陷入这种状态的：失败时，愉悦时，压力时，总会被当下的事物攫住眼球而不能退一步，看到更广阔的生命图景。
参议员理查德·纽伯格在死于癌症之前不久，描述了这些变化：我身上发生了一个我认为不可逆转的改变。名望、政治成功、财务状况，突然之间都变得毫不重要。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参议员席位、银行的存款或是自由世界的命运……自从我被确诊后，我和妻子之间再也没有争吵过。我过去总是斥责她不从后面挤牙膏、无法满足我挑剔的口味、不征询我的意见就安排客人名单、花太多钱买衣服。现在的我根本注意不到这些事情，或是觉得这些事无关紧要……
死亡带来对生命的觉知，常常发生在将死之人的意识中。对健康人的意义而言，尽早地意识到死亡的必然可以帮助我们”reprioritize”我们的生活。然而对死亡的意识也同时会带来焦虑，恐惧“生命的终结”。在临床表现上，死亡恐惧呈现方式可以很隐蔽：本书作者欧文用自己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欧文曾经遭遇了一场车祸，但幸运地没有受伤。然而当他回到工作中时，却发现自己对同事之间的午餐会讨论开始产生恐惧，转而一个人用餐。去滑雪时，因为担心受伤而畏畏缩缩。死亡恐惧被潜抑和置换成了其他焦虑，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相比于无法避免的死亡，畏惧具体的事物似乎更让人心安一些。神经症根源于死亡焦虑，却是为了保护病人远离死亡焦虑。
对抗死亡的防御机制还有很多。想要永远被爱，被记得，寻求联结，从而将死亡恐惧转移到对婚姻的执着，即使这段婚姻已经无路可走。更具体地说，对死亡的恐惧会体现在多种心理模式，比如独特性的追求，对联结的渴望，对终极拯救者的需求中。
弗洛伊德
这里不得不提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弗洛伊德对死亡一直持有回避的态度。在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中，由两项基本的焦虑起源：：丧失母亲（遗弃与分离焦虑）和丧失阴茎（阉割焦虑），但没有死亡焦虑。弗洛伊德忽视死亡，与他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有关。“既然我们没有死亡经验，它在潜意识中就不存在表征。” 弗洛伊德收到几位前辈的理论的影响：他的导师恩斯特·布鲁克是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的生物决定论的忠实信徒。赫尔姆霍兹认为人是由化学—物理机制活化的机器，也就是说一切心理现象都可以通过物理-化学现象来解释。尽管有机体与机器的力量来源不同，但都是物理世界的现象，由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力量所推动：吸引力和排斥力。
知识的进步将会把种类减少到两种：吸引与排斥。这些也都适用于人类这种有机体。”
对弗洛伊德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教授，恩斯特布鲁克的主张是这机械的，分析的二维决定论。
在弗洛伊德的决定论图式中，互相冲突并决定行为的潜意识力量是原始而本能的。在心灵的电池中没有为想象和恐惧未来这样复杂的心理活动预留空间。
弗洛伊德的弟子却并没有照搬他的机械人性，双重本能的理论。荣格提出了一种灵性生命力的一元论；阿德勒儿童对生存的关注，以及面对宏观的成人世界和宇宙时的渺小感和无助感；兰克则强调死亡焦虑的重要性，认为人类一直缠绕在两种恐惧之中：对生命（及其固有的孤独）的恐惧与对死亡的恐惧。
扯点有的没的：二十世纪被称为“分析的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用物理和数学的建模思维来理解人脑的运行，理论上可行，现实中没用。就像经济学分为宏观微观，在物理学分为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在不同尺度上应该应用不同的方法。 如果下降到纯物理层面，那么引力和斥力的理论是准确无误的，但上升到”人“这个复杂系统便很难套用同一套理论。类比股票市场，每个人买和卖的动机构成了股票的涨跌，但如果要分析股票未来的发展，不可能去研究每个股民的想法。
防御模式
对待死亡焦虑有几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模式。这些分类的目的是为临床治疗形成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但我们拿来剖析自己也挺有意思的（就像大家都乐此不疲的MBTI）。
什么叫防御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如何让自己”忘掉“死亡这回事。
儿童觉察到死亡后的应对模式是以否认为基础的模式，而否认系统的支柱是两大古老的信念，人类神圣不可侵犯和人类永远受到终极拯救者的守护。
独特性
“人类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自负。对于比较独立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一切都是有转机的；只要付诸努力，自己便无所不能。这样的人往往会将”自己“和”人“这个群体分离，相信我是独特的，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引用《伊万伊里奇之死》：
他心里明白，他就要死了，可他很不习惯这个念头，他实在不理解，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从基捷维特尔的《逻辑学》中学到的三段式论法：“盖尤斯是人，人都是必死的，所以盖尤斯也要死”，这应用于盖尤斯似乎一直都是正确的，但绝不适用于他自己。盖尤斯——抽象意义的人——是必死的，这完全正确，但他不是盖尤斯，他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与其他人完全、彻底不同的生物。他是小凡尼亚（伊万的乳名），有妈妈、爸爸的陪伴，与米嘉和伏洛嘉在一起，还有玩具、车夫和保姆，后来又和卡滕卡在一起经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喜怒哀乐。难道盖尤斯知道凡尼亚有多喜欢那个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盖尤斯也是那样吻母亲的手，母亲绸裙也为盖尤斯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吗？难道他也因为糕点不好吃而在学校闹过事吗？难道盖尤斯也是像他那样恋爱过吗？难道盖尤斯也能像他那样主持过审讯吗？“盖尤斯的确是要死的，他死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我，小凡尼亚，伊万·伊里奇，我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死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也要死？这不可能，这太可怕了。”
我常常会陷入同样的思维。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终有一天，你也会死。这个念头是出现在过你的脑海？你是否好好考虑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患上癌症，在那一刻你的思绪是怎样的？ 如果你失去了双手或者双脚，甚至双目，你会怎么样？
这些思考并不会时时刻刻在脑海中滚动，它会被心理防御所抑制。我们倾向于认为一切都会按照现有的路径发展，我们会一直健康健全，因为为什么不会呢？当他人失去生命时，我们也会无感：天啊这样的事真糟糕，但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当一个人得知自己罹患某种严重疾病时——例如癌症，第一个反应通常是某种形式的否认。否认不单是为了应对生命受到威胁的相关焦虑所做的努力，而且也是自己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信念所产生的作用。当人们发现个人的独特性只是个神话时，就会感到愤怒、被生命背叛。
强迫性英雄主义
这里主要想写海明威。海明威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我记得在高中时读过他的一篇短篇《杀手》。有两个雇佣杀手来到一家餐馆去刺杀一名拳击手，但拳击手没有现身而最终作罢。伙计尼克赶往拳击手的公寓通风报信，发生了如下对话：
尼克推开门，走进房里。奥尔·安德瑞森正和衣躺在床上。他曾是重量级拳击手，个子太高，床容不下。他枕着两个枕头躺着。他没有看尼克。
“什么事？”他问。
“我刚才在亨利餐室，”尼克说，“有两个家伙走进来，把我跟厨子绑起来，他们说要来杀你。”
他的话听来有点可笑。安德瑞森没说什么。
“他们把我们关在厨房里，”尼克继续说。“他们要等你进来吃饭时枪杀你。”
奥尔·安德瑞森望着墙，什么也不说。
“乔治认为我最好来告诉你一声。”
“我对这事什么办法也没有，”奥尔·安德瑞森说。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什么样子。”
”我不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奥尔·安德瑞森说。他望着墙。“谢谢你跑来告诉我。”
“那没什么。”
尼克望着躺在床上的这条大汉。
“要不要我去报告警察？”
“不，”奥尔·安德瑞森说。“那没有什么用。”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没有。没有什么忙可以帮。”
“说不定就是吓唬吓唬。”
“不。这不是吓唬。”
奥尔·安德瑞森翻过身去，面朝墙壁。
“只是有一点，”他朝着墙说，“我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不要出去。我在这儿待了一整天啦。”
“你不能离开这个镇吗？”
“不，”奥尔·安德瑞森说。“这么跑来跑去，我跑够了。”
拳击手的块头和他疲软的内心形成极大反差。我已经不记得语文老师是如何分析这篇文章的了，但一名身材魁梧的拳击手躺在床上对着墙壁啜泣的画面深深印刻在我的脑中。海明威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硬汉，但仍然在62岁举起猎枪饮弹自尽。二者并无关系，但都是一个强大的人被彻底击垮的瞬间。
海明威式英雄代表了个人主义在应对人类处境上匆忙回避。这样的英雄并非出于选择；他的行动是被迫而僵化的；他不能从新的经历中学习。即便是死亡的迫近，也不能使他审视自身或是增加他的智慧。
强迫性英雄主义，是强求危险并加以克服，以此作为一种证明没有危险的怪异方式。人们会因为恐惧死亡而自杀，因为那至少是主动的行为，是一种对死亡的对抗。
工作狂
工作狂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坚信他是“一直走在前面的”、“持续进步的”、不断提升的。时间是个敌人，不仅是因为时间有限，而且时间会威胁到独特性妄想的支柱：相信自己永远在进步。
工作狂的生活模式是强迫性且失调的：工作狂投入工作，不是因为他希望如此，而是他不得不如此。工作狂可能毫不留情、无视人类极限地鞭策自己。休闲时间是焦虑的时光，并且常常被狂热地填满一些带来成就错觉的活动。因而，生活就等于“成为什么”或“做什么”；如果时间没有用来“成就什么”，那就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暂停。
这一部分也直击我心。工作狂就是对“忘失的存在状态”的最好诠释。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如果工作已经占据了生活的全部，那“生活”是什么？工作狂就像一个在不断《文明》里不断屯兵却从不出出击的玩家，因为屯兵能”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But Jesus, this game is about war, not preparing for war. 这个游戏的乐趣荡然无存。
终极拯救者
另一种防御模式是寻求终极拯救者。这在宗教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比如基督徒会认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和旨意，如果上帝要夺走生命，也会虔诚地服从。数千年来，人类以这种方式克服死亡恐惧，出于对某些崇高地位或人格化目标的热忱，而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
《战争与和平》中写道：
他完全沉浸在沙皇正在近旁的幸福感里，他觉得光是接近沙皇就足以补偿今天一天的损失。他兴奋得像是一个等待幽会的情人。他不敢回头看，也没有回头看，但如醉如痴地感觉到他临近了。他有这样的感觉，不只是由于一队人马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还由于沙皇的临近，周围一切变得更光明、更快乐、更有意义，也更有节日气氛。他心中的太阳越来越近，向四周放射出温和庄严的光辉，照到他的身上。他听见他的声音，亲切、镇静、庄严而又朴素的声音……罗斯托夫
终极拯救者可以不仅仅是那些具有高地位和”神力“的任务的人物。对于病人来说，医生或者互助团体就是其终极拯救者。伴侣，父母，甚至孩子都可以成为终极拯救者。
对莉娜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成长而是生存，而且似乎只有依靠团体和治疗师的精心照顾和保护，才能生存下去。她最主要的难题是如何得到永远的保护：她一定不能显露出成长或改变的迹象，否则团体成员和治疗师会认为她已经好到可以结束治疗的程度了。
这种寻求终极拯救者的方式是一种对责任的放弃。比如当我笃信上帝时，尽管我会找到内心的平静，但这是用放弃自由意志和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换来的：我在天父面前，安心做他的孩子，而不是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成年人。
我们畏惧孤独终老，实际上是希望能有一个依靠，一个在脆弱时能够”拯救“自己的人。常常联结的力量不是来源于关系自身，而是对孤独的恐惧。我们希望通过关系抵抗死亡。
奥托·兰克：生命恐惧和死亡恐惧
兰克认为人有一种原始恐惧，有时以恐惧生命来表现，有时则以恐惧死亡来表现。独特性和终极拯救者，两个看似矛盾的防御模式，被兰克的理论很好地统一了。
追求个性，或是我前面提到的独特性的确立，这些都是有代价的：它们必然伴随着可怕的、无保护的孤独感——为了缓解这种感觉，人们反其道而行：“退行”、放弃个体化、在融合中寻求慰藉、消融自己、臣服于他人。可是这种安慰并不稳定，因为这种选择同样会引发恐惧——死亡恐惧：放弃、停滞，最后会导致毫无生机。人的一生就是在这恐惧的两极——生命恐惧和死亡恐惧——之间循环往复。
这段话精辟而深刻。个性带来孤独感，引发生命恐惧；人们因此而融入群体，但因为丧失主动性而受困于死亡恐惧。
“生命焦虑”是出于独特性的防御机制：这是人成为独立个体而付出的代价。“死亡焦虑”则是为融合付出的代价：当人放弃自主性，就失去自我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死亡。所以人们会摇摆不定，先是朝一个方向走，当焦虑超出防御带来的慰藉时，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死亡与心理治疗
面对死亡是一种极端的边界处境，但同时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就像前面提到的，它能帮助我们reprioritize生活，坦然地接受审判日的来临，而不是终日活在恐惧之中。书中提到很多癌症患者或是与癌症患者交流过的人，受到启发后宛如获得新生，因为他们意识到生命无法拖延，他们不再把生命推迟到未来的某一刻。
迄今为止，生命似乎是无限向上延伸的山坡，目光所及只有遥远的天际线。现在，我突然间就已到了顶峰，眼前是向下的坡道，已经可以看见路的尽头——虽然还很远，但它是真的——清清楚楚地看到死亡就在路的尽头。
说到癌症，最先想到的是《绝命毒师》中因癌症觉醒的老白，然后是《搏击俱乐部》中喜欢参加临终患者互助会的Jack。读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搏击俱乐部》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完美诠释。Jack是一个汽车保险公司的普通职员，业余爱好是购买全套IKEA家具并以此作为自己独特性的体现。他无法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I could’t sleep. I could’t sleep. Everyting’s far way. With insomnia, nothing’s real. Everyting’s a copy of a copy of a copy.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是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当人们受到生存威胁时会触发焦虑的报警，而往往会因为脆弱的安全感而过度扩张自己的防御范围。他们不仅保护自己的核心特质，而会过度保护许多其他的属性（工作、名声、角色、虚荣、性能力、健壮的体格），就像Jack保护自己的IKEA家具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将存在寄托于外部属性的体现，比如认为”我就是我的事业“或者”我等同于我的性吸引力“，并通过工作和性交来获得存在的确认（就像书中提到的“通过把阴茎塞入生活的漩涡来使自己存活”），并以此逃脱死亡焦虑。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Tyler Durden，搏击俱乐部的教父。Tyler有几句经典的quote：
You’re not your job. You’re not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in the bank. You’re not the car you drive. You’re not the contents of your wallet. You’re not your fucking khakis. You’re the all-singing, all-dancing crap of the world.
非常喜欢最后一句，Tyler告诉我们每个人并不独特，都只是会自然降解的一坨有机物而已。
自由
《进击的巨人》中，艾伦面对地鸣的血流成河，感叹道：
これが…自由だ!
要怎么定义自由？简单来说，便是按照个人意愿去生活。把”我必须“变成”我想”，把“我不能”变成“我不愿”。当然，在物理能力上，不可能有人称为进击的巨人而改变世界；心理学上的自由和责任，意志息息相关。我们探讨的是个人欲望，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即“改变的自由”。
责任
保罗·萨特如此定义责任：“成为一个事件或者某物的毫无争议的作者”。
责任意味着个人原创。意识到责任等同于意识到自己是自我、命运、生命中的困阻和感受的创造者，也是个体自身痛苦的创造者。
责任在心理治疗中很重要，因为如果病人不接受改变的责任，坚持认为是外部因素掌控着自己的生活，真正的治疗便不可能完成。
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责任解释了存在。以下是一段非常震撼我的段落，感觉触及到了存在主义的一些核心：
多年以前，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件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个事件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它的记忆一直历历在目。当时我正在一片热带环礁湖中独自用呼吸管潜水。湖水温暖、清澈、洒满阳光，让我深深感到愉悦和惬意（我在水中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无比自在。温暖的湖水、美丽的珊瑚礁、闪闪发光的鲦鱼、霓虹灯般亮丽多彩的珊瑚礁鱼、尊贵的天使鱼、丰满的海葵触角、在水中游弋带来的感官愉悦，这一切共同创造一个水下极乐世界。’
接着，出于某种我从未明了的原因，我的视角突然之间彻底变化了。我意识到我的水下伙伴没有一个和我共享这种舒适温暖的体验。尊贵的天使鱼不晓得自身的美丽，鲦鱼不知道自己会发光，珊瑚礁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么艳丽。而黑色刺海胆或者海底的碎片残骸（我企图不让自己看到它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所谓自在、温暖、愉悦、美丽、舒适，这些体验实际上都不存在。是我创造了这整个的体验！同样，潜游在表面漂浮着一层油迹，又夹杂着无数废塑料瓶的水中，这种体验究竟是美好还是可厌是我选择的。在最深层面上，选择和创造都属于我。用胡塞尔的词汇，我的“意向对象”（“意义”）被推翻了，我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构建作用。就好像我透过日常现实这帷幕上的缝隙，窥见了更基本、更深刻的惊人事实。
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静态的，冷酷的，物理上由千篇一律的分子构成；只有我们去解释它时，它的意义才得以体现。
只有通过人建构世界的方式，世界才获得了意义，用萨特的术语说，这是“对己存有”。在世上，没有超脱或者独立于“对己存有”的意义。
另一方面，萨特认为，人类自由的概念不仅包括为世界负责（为世界注入意义）也包括为个人行动负责。这两个层面的责任，即对意义的赋予和对行为的责任，对心理治疗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现在写作的时候，世界的另一部分有很多人在挨饿。萨特会说我对那饥荒负有责任。我当然会反驳说，我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也不认为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改变那里的悲剧状况。但是萨特会指出，是我选择了让自己不知晓这些事情，也是我决定在此刻写作而不是让自己与这悲剧状况有所牵连。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召办筹措资金的大会，或者通过和出版社的关系将这种状况公之于众。可我选择的是忽略。我对我所做的和我所忽略的负有责任。萨特这样说的重点并不在道德上，他并不是说我不应该这样做，而是说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责任的背后，潜藏着无根感的焦虑。无根感来源于意识到如果不是个人创造，世上万物都没有意义。伴随着死亡，世界的意义赋予者和观察着也死去了，伴随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虚无。所以人们会倾向于寻找秩序，权威，宏大的图景来防御无根感。
逃避责任有很多临床表现。比如强迫性和转移责任。书中提到有个推销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偷情，所以当被女人拒绝后，会松一口气，因为“现在我终于可以读点书，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才是我一直以来真正想要的。” 他通过强迫性消除了选择，将责任转移到他人身上。一些病人选择否认责任，书中提到一位心理治疗师总是陷入病态的亲密关系中。她的情人总是拒绝她，惩罚她，但其根源是她习惯于通过扮演无辜受害者的角色来逃避责任。我们会陷入自证预言，即我们预设他人会如此这般对我，而最终也确实如此：但不会想到，其实是我们潜意识里的认知导致了这样的结局，而不仅仅是外部因素。
意志
意识到责任只是自由的第一步，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才是心理治疗的职责。对病人来说，就是需要做出改变的决心和意志。
弗洛伊德的反生机的决定论精神模型与意志和自由的话题充满矛盾。他说：“对心灵自由和选择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是非常不科学的，必须在支配精神生活的决定论主张面前让步。” 似乎人无法自主支配和改变精神生活，但精神治疗的目的就是给与病人支配精神生活的能力，正如他本人在《自我与本我》中指出治疗师的任务是“给予病人的自我进行选择的自由”。
这样的矛盾扎根于精神治疗中，其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有些精神分析师试图声称人们体验到自由和选择的主观感觉是一种错觉，但如果成功心理治疗的结果是病人体会到更大的选择感，那就相当于宣布治疗的目的是创造（或恢复）错觉。
成功的精神治疗能让病人做出改变，一定是需要一种力量，将觉察和认知转化成行动。我们把这种心理结构命名为意志(Will)。
意志与心理治疗
我们又遇到了这位大师。兰克首先将意志的概念引入了现代心理治疗。相比于他的导师弗洛伊德，兰克更关心治疗结果而不是构建模型（这也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宗旨），这也是他为什么和弗洛伊德的意见相左。兰克认为，精神决定论于有效的心理治疗是矛盾的，因为“专注于揭示病人受到了什么影响（包括过去的和潜意识的）的治疗方法，只能让病人逃避责任，变得更少地去行动。”
潜意识，就像这个词原来的意义那样，纯粹是个阴性的概念，用来命名某些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弗洛伊德的理论却把它提升为精神生活中最有力的因素。然而，这种做法不是基于心理学的经验而是出于道德上的需求，也就是说，要找一种可接受的上帝概念的替代物，它使人们摆脱责任。
兰克认为，情绪状态是冲动状态的镜像，而意志则是不同的执行实体，与冲动的力量相当。“意志是一种正向、积极地效力于自我的冲动，而不像情绪那样是一种受阻的冲动。” 个人感觉和康德的“道德”概念类似，是一种克己的，反本能的力量，但更宽泛一些。
在心理治疗中，兰克敏锐地察觉到了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意志冲突，并试图利用这种意志来帮助治疗。意志柔弱的病人在一开始被轻易击败后，会再三激烈地报复。病人的意志往往处于顺从，和抵抗治疗师的意志之间的状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本程序会要求病人和治疗师都处在“更少意志”的状态中，是对心理治疗的阻碍。这不难理解：弗洛伊德希望能尽可能去除主观成分，从理性的，机械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兰克期望利用病人的主观能动来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
潜意识的意志
有时候，在治疗过程中的改变发生在意志之外，即这些改变并非病人显性促成的。这种“非自愿”的改变是意志的行为吗？
莱斯利·法伯对意志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对兰克过分强调自觉意志的理论提出了极为重要的修正。法伯将意志归为两种：第一类意志，是在行动中不能明显体验到，而在事后可以被推断的，这类意志可以说是潜意识的意志。
当我回顾一生中三四次具有决定性的选择时，我发现，我做出选择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到它们的严重性，只是事后才发现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溪，实际上是鲁比肯河。
第二类意志实在意识层面的，在事件发生之时就有所体验。人们可以轻易地描述它的存在、状态和重要性。比如”我想减肥“，其目的非常明确清晰。法伯认为，第二类（意识的）意志通过劝告和诉诸意志力、努力、决心来处理。第一类意志不受这些命令的影响，必须以间接的方式来对待。
愿望
罗洛·梅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愿望“。
我们愿望先于意志，没有先前的愿望，就不会有具有意义的行为。意志不只是力量和决心，也是与未来有着密切关系的潜能。我们通过意志把自己投入未来，愿望则是这个过程的起点。
读到这部分时，理解愿望与意志的关系花了我很多时间。个人理解，愿望时趋于本性的，比如对美的，舒适的，温暖的事物的追求，而意志是由愿望触发，从愿望达到行动的桥梁，可能是反本能的。比如，我想住一间更大的房子，就会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其中，”想住更大的房子“是愿望，而”努力工作“依靠的是意志。
愿望，罗洛·梅的定义是“在想象中体验产生某种行为或状态的可能性”，这是意志过程的第一步。只有在愿望产生之后，才能发动“努力的启动装置”，从而引发接下来的意志行为、承诺和选择，它们在行动中达到顶峰。
“愿望”为“意志”提供了温暖、内容、想象力、兴味、新鲜感和丰富度。“意志”使“愿望”得到自主和成熟。没有“愿望”，意志就失去了其赖以为生的生命之血，在自我矛盾中走向死亡。如果只有“意志”而没有“愿望”，人就是干瘪的，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清教徒。如果只有“愿望”而没有“意志”，人就是被动、不自由、幼稚的，就像长大的婴儿，或是像机器人。
在现实生活中，身很多人并非缺乏意志，而是没有愿望，简单来说就是”不知道想做什么“。没有意见，没有喜好，就像加缪的《局外人》和萨特的《理性时代》中的人物。
他合起报纸，开始阅读头版上特派记者发回的报道。合计已有五十人死亡、三百人受伤，但这并不是全部，残骸之下无疑还有很多尸体……在法国，那天早上，成千上万的人看到报纸时都会感觉到有一团愤怒堵在喉咙里，成千上万的人握紧拳头嘟囔着：“该死！”马修握紧他的拳头也嘟囔了一声：“该死！”但却觉得很自责。如果他能在内心至少发现一点点真正的情绪就好了，那种适度活跃、可以意识到其界限的真正情绪。可是没有：他是空洞的，他面对巨大的愤怒、极度的愤怒，他看见了它，几乎碰到了它。但是它毫无生气——如果它能活跃起来，能够表达和体验的话，他一定全身投入。那是别人的愤怒。“该死！”他握紧拳头，跺着脚，但什么也没出现，愤怒仍然在他身外……有什么东西在存在的门槛外，是怯生生的愤怒的萌芽。终于！但是它渐渐缩小、枯萎，把他抛给了孤独，他迈着缓慢而庄严的步伐，走在巴黎的致哀队伍当中……他用手帕擦了擦额头，心想：“人不能勉强最深处的感受。”那边的事态惨绝人寰，本来应该唤起人们最深处的情绪……“没用的，那一刻不会到来……”
决择
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
——特德姜
做出决定往往是很难的，其根源是“万事皆灭，选项互斥 (Things fade; alternatives exclude)” 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选择一个选项必定以放弃另一个选项为代价。在这种眩晕中，我们意识到了责任，也体会到了孤独。
决定是一种边缘体验。完全觉察到个体的存在情境，意味着个体对自我创造的觉察。觉察到人塑造了自己、没有绝对的外部对象、人赋予了世界的主观意义等事实，就意味着个体开始认识到自己根本无所依靠。
为了逃避孤独感，我们会将决定权交由外部因素，比如前文提到的哪个无法克制自己偷情，并渴望被女人拒绝的推销员。本质上，他是无法选择“主动拒绝偷情”这个选项，因为害怕随之而来的代价和责任。
孤独
各个概念如“自由”、“责任”、“死亡”、“意志”、“孤独”内在都是相互联系的。书中将孤独分为三类：人际孤独，心理孤独和存在孤独。人际孤独指的是与他人分离带来的寂寞感；心理孤独指的是一个人无法信任自己的判断，压抑欲望或情感，用“必须如是”作为自己的愿望带来的孤独感；存在孤独指的是个体与其他生命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一种更基本的隔绝，个体和世界的隔绝。
我的一个病人曾经描述过一个具体经验来定义存在孤独。每当她和一个对她很重要的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时，她就会间歇出现惊恐发作。当她试图向我描述自己的体验时，曾说：“你记得《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那部电影中，当两位恋人相遇时，突然之间世界中的其他所有都消失了，只剩下他们两人？那就是我的感受，只是那时只有我而没有任何他人在场。”
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很寂寞的。责任的意思就是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作者也就意味着不在有人可以创造和保护自己。为了消除这种孤独感，人们投向宗教的怀抱，本质上是希望找到一个为自己负责的人。突然从演员的角色苏醒过来，成为导演来观看自己的演出，从戏中的意义中抽离，感受到剧烈的荒诞和诡异感。
焦虑把人从对“世界”的沉溺带回。日常的熟悉感崩溃……人的存在模式从“安住于世”进入“无所立足”。这就是我们说的“诡异”。\
存在孤独与关系
书中提到的用以对抗存在孤独的主要力量是“关系”。我们把关系处理为能够提供某种产物（例如，权利、共生、保护、崇高、敬爱）的东西，由这些产物帮我们对抗孤独。
最好的关系是个体以彼此无所求的方式建立关联。关于人不是独立存在这一点，书中描述的挺复杂。布伯把人的关系分类为两种：“我-汝”的关系和“我-它”的关系。”我-汝“就是无所求的，而”我-它“则是工具性的。
“我—汝”关系是一种完全相互性的关系，包含对他人的完全的体验。这种关系和共情（通过想象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待情境）不同，因为“我—汝”关系不仅仅是“我”试图和“他者”建立关联。“这种关系里没有‘我’，基本的构成就是‘我—汝’一词。”
“关系是交互的。”不只是“我—汝”关系中的“汝”不同于“我—它”关系中的“它”，也不只是“我—汝”关系和“我—它”关系在本质上大不相同，甚至还有更根本的差异。这两种情境中的“我”是不同的。“我”并不拥有明确的实体，并不是一个“我”决定与那些漂浮在“我”的视野中的“它们”或者“汝等”发生关联。不，“我”只是一个“中间状态”，“我”是在某种关系的背景上出现的，并且受到关系的影响和塑造。因此“我”受到与“汝”的关系的深刻影响。对于每一个“汝”，在关系的每一个时刻，新的“我”时刻被生成着。在和“它”（不管是一个物体还是被物化的人）建立关联的时候，个体对自己有所保留：个体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检视它，试图去分类，去分析，去判断，去确定它在物的整体框架中的位置。但是当人与“汝”关联的时候，人的整个存有都进入了，没有任何保留。
我说，这些心理学家写书的时候，能不能用点大白话，讲讲清楚。看得我好累。总之就是，如果想要建立”我-汝“的关系，就必须超越自己。作者又修正道，活在”我-汝“的关系中也不符合人性，应当找寻一个平衡点。
另一个有关的人物是亚伯拉罕·马斯洛。大家只知道那个分层金字塔，但他其实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动机指向”匮乏“，或者指向成长。神经症来源于生命早期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如果这些得到了满足，个体就是成长导向的，能够自我实现。
以成长为动机的人依赖性较低，比较不需要他人的赞美和爱慕，比较不担心面子、名声和回报。他们不需要无间断地满足人际需要；实际上，有些时候他们觉得受到他人的牵绊，更喜欢有独处的时间。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以成长为动机的人并不把他人看作是供给的来源，而是能视其为复杂的、独特的、完整的存在。以匮乏为动机的人从有用性的角度和他人建立关系。这点和布伯的理论可以共通。在这个框架下，爱可以分成”匮乏的爱“和”无所求的爱“。
匮乏之爱可以得到满足，但是满足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存有之爱。存有之爱几乎不包含任何焦虑和敌意（但是，当然可能有为他人的焦虑）。怀有存有之爱的个体彼此之间更独立、更自主、更少嫉妒或受威胁感、更少要求、更淡然，但同时又更为热切地试图帮助对方达到自我实现，更因为对方的成功而感到骄傲，更无私、更慷慨、更关爱。
存在孤独与人际心理病
一个常见的想法是：”没有人关注我“。害怕缺乏关注，深层的潜意识逻辑是”我孤独时，就不存在。“书中甚至提到有病人试图自杀，因为自杀的话，其他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记住她。她相信自杀并不是死亡，而是一种在他人的意识中活下去的方式。需要别人确认才觉得自己活着的人，人际关系必然会趋于工具化，因为关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用以对抗孤独。
融合来对抗孤独，即构造幻想“我是他人的一部分”。感觉所谓的“讨好型人格”就是类似的动机。为了融合，人们“压抑自己的需要，试图找出他人的期望，然后把这些期望当成自己的期望”。但书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行为在暗示“不要把我当真，我不属于成年人，别把我看作成年人”，是一种逃避。异装癖也可以通过这个概念来理解：通过装扮女人来避免雄竞，以自己阉割自己来减轻阉割焦虑。
当然，这个概念也适用于与团体、使命、国家等等的融合。
人在自我表达和融合带来的安全感之间的挣扎由来已久。通常为了逃避孤独，自我不得不妥协。团体的诱惑是非常强大的。琼斯镇的悲剧（这只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显示了团体的力量。对团体的认同赋予成员逃避孤独恐惧的避难所。这一点如此重要，以至于团体成员愿意为此牺牲所有东西：包括他们在俗世的财产、家庭、朋友、国家，乃至生命。
想到了最近玩Frostpunk，增加Hope值有两条加点路径，一个是Discipline，一个是Religion，非常有意思的设定。
存在孤独与心理治疗
治疗重要的方式是帮助病人探索存在孤独。一方面可以帮助病人建立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让病人理解关系可以舒缓存在孤独，却不能完全消除。和死亡焦虑的”独特性”和“终极拯救者”模式一样，无论我们选择逃避关系还是完全依赖关系，都会导致心理病症。
我们都是黑暗海洋上行驶的孤独船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船上的灯光，虽然我们无法碰触这些船，但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处境的相似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安慰。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全然孤独和无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走出自己封闭的空间，发现他人在同样的孤独和恐惧中，我们对孤独的恐惧就会转为对他人的同情，使我们不再那样惊慌。
这段话真得精彩。我们无法摆脱孤独，但当意识到大家都是孤独者，便可以感到一些安慰。书中认为，为了消除孤独感，治疗师应当尽可能将病人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积极地向病人袒露情感。早期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治疗师必须保持距离和客观性，否则会丧失对情境的控制，被病人的欲望所影响而忽视病人真正需要什么。
病人达到了她的目的，但是医生却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此时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的，就像在那则可笑的故事中发生在牧师和保险推销员之间的一样。保险推销员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临终之前，他的亲戚强烈要求带一位神职人员来，想在临死前改变他的信仰。牧师和保险推销员谈了很长的时间，以至于在门外等候的人开始产生了希望。最后病房的门开了，无神论者没有改变信仰，可牧师买了保险离开了。
这则故事指的是由于治疗师（牧师）的投入（交谈），没有达到治疗病人的目的，反而被病人掌控了局面，导致没有完成治疗。可见弗洛伊德想要的是治疗师的完全掌控：客观性等同于治疗的有效性。然而书中认为，为了建立真诚的，“治疗性的爱”，可以向病人适当地暴露自己。
无意义感
说到无意义感就想到西西弗斯，已经成为一种cliche了。加缪说，唯一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就是如何在已知无意义的世界中生存下去。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说：
“我感到我生命的立足点在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地方可供我立足，我在生活中一直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虚无的，我没有生存的理由……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才是真实情况。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步，都让我愈来愈接近悬崖，我很清楚地看到，前方什么也没有，只有毁灭。”
人追求意义，但在“责任”一节中已经讨论过，客观世界不存在意义。在宇宙中没有宏大的设计，没有指导生活的原则，除非个体自己创造这些原则。”意义”的命题很宽泛。“生命的意义”是一种对普遍意义的追问，即讨论我的存在是否是某个更大系统和规则中的一部分，是否能被”纳入某种逻辑上统一的模式“。而另一种追问则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即具体到自己，便会更关注更世俗的部分，比如我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是否有成就感，按照我的Tech lead的说法，做事时是否有“目标感”。
普遍意义
普遍意义关注的是生命这个现象是否是某种设计和秩序的产物，所以和宗教密切相关。在宗教的框架下，人的目的和角色是明确的，人的生命是为了履行某种秩序（上帝的意志）。
在西方世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意义图式，其基本原则是：世界和人类生活属于已经安排好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神赋的公平是这个假设的一个必然推论：正当的生活将会得到奖赏。个体的生命意义是神圣的、天赋的，每个人的任务是明确并且实现上帝的意旨。如何能够得知上帝的意旨呢？原教旨主义的回答是上帝的意旨存在于圣经中，正当的生活应该尽量接近于对圣经的阐释。
荣格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宗教性：认为他自己的生命目的是完成上帝的创造。之前讨论过人赋予了客观世界以意义，换句话说，人创造了有意义的世界。所以人活着就是为了延续这个世界的意义，即“完成上帝的创造”。
上帝，如果我死了，你会做什么？
我是你的容器，如果我碎了怎么办？
我是你饮用的汁液，如果我腐化了怎么办？
我是你的礼服，我是你的工作，失去我，你就失去了你的意义。
还挺热血。
世俗意义
无神论者不相信有超越人类的存在，也就无法接受普遍意义的系统。世俗意义就是普遍意义的代餐。世俗意义将“我们为什么而活”转换成“我们该如何去活”，即加缪所说的“如何在已知无意义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加缪用“荒诞”形容人的这个困境：人对意义系统的渴望和冷漠的，无意义的世界。
加缪是相当积极和理想的：他认为有尊严地面对荒谬，“反抗”的行为可以超越无意义。加缪的通过建立自己的意义系统来对抗虚无主义，比如”勇气、高傲的反抗、齐心协力、爱以及尘世的圣洁“。萨特虽然很冷酷地说出“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激情”和“我们的诞生毫无意义，死亡同样没有任何意义”，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肯定了对家，归属感和意义的追寻。
维克多·弗兰克尔
书中提到了很多心理学家，但我特别想写一下弗兰克尔，因为我惊奇地发现我在高中读过他的书《活出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本书中提到的“Man’s Search for Meaning”。弗兰克尔有比较传奇的人生：他的书描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两年的悲惨生活，以及他如何通过寻找意义支撑到逃脱。书是他在集中营里写在碎纸片上完成的。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不清了，但记得它当时也带给高中的我小小的震撼，可能是诱发我最先开始思考意义的启蒙读物。
弗兰克尔提出了“意义治疗”的概念。他的治疗关注帮助患者找到的意义，对抗无意义产生的绝望。说实话，这段描述听起来有点邪教（事实上，这本书列出的弗兰克尔和病人的对话也挺像邪教的）。弗兰克尔反对弗洛伊德的基本动机理论（内稳态原则）。内稳态原则指的是人类有机体总是试图保持内在的平衡，其目的是消除张力，达到稳定（即快乐）。和之前提到的意志疗法一样，弗兰克尔反对这样机械地，解构地看待人的心理：他认为人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没有压力的状态，而是值得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根据他的理论，努力寻求意义是人的一生的基本动机。
维也纳心理治疗的三种学派反映了人类动机的推进：“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是儿童的指导原则，阿德勒的权力原则是青少年的原则，而寻找意义的意志是人成熟后的指导原则。”
弗兰克提出了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三种生命意义：在个体的创造中，个体完成了什么或者是给世界贡献了什么；个体在人际经验与个人经历中获得了什么；个人面对痛苦，面对不可改变命运的姿态。简而言之，创造、体验和态度。弗兰克为了完成心理治疗的书籍而在集中营中保持信念，是创造带来的意义。热爱自然的人站在山巅，虔诚的人参加难忘的宗教仪式，知识分子听到启发心智的讲座，艺术家站在伟大作品之前，会感受到体验带来的意义。最后，和加缪很类似地，弗兰克提出“通过向他人、向上帝、向自己显示自己能够有尊严地承受痛苦和死亡，也是有意义的”。
意义的缺失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显化，主要因为闲得慌，吃饱了撑的。在农业时代，人们忙碌于耕地、播种，收成，很自然地投入未来，也有强大的社区归属感。《搏击俱乐部》里有类似的描述。
结语
本书以这句话结尾：
正如佛陀所教导的，追问生命的意义并无教益。人必须让自己沉浸在生活的洪流之中，让疑问随水流逝。
让我想到《流浪者之歌》中悉达多悟道的河流。死亡、虚无、孤独都无法逃避，但抽离出忘失的存在状态，学会reprioritize，以及坦然地接受必然的灭亡是很必要的。 阅读带来平静，像夕阳下悠扬钟声抹去城市的喧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连呼吸都能使我感激涕零。